我在青少年时期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信念：人类真正的自由是最高善的前置条件。我站在强取豪夺税收，集权集体主义和之于个人死亡必然性的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出于这些原因，我把自己称作“自由意志主义者”。
但我必须承认在过去的二十年内，就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问题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最重要的，我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是可以互相兼容的。通过追溯我思想的演变，我希望可以勾勒所有古典自由意志主义者在当今面对的一些难题。
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斯坦福大学哲学专业本科生，我自然而然被争辩的交锋以及通过政治手段带来自由的渴望所吸引。我创办了一个学生报刊，来挑战校园里流行的所谓的正统观念；我们获得了一些微弱的胜利，最为显著的是废除了大学对言论规范的限制要求。但总的来说，我们并没有实现与努力相匹配的成果。很多时候就像是一战时期西线的堑壕战，牺牲巨大，但没有撼动任何争辩的重心。回想起来，我们好像就是在认同我们观点的人传教——尽管这带有重要的附带作用，让他们在余生坚持自己以及我们过去赞同的观点。
作为一位在曼哈顿九十年代的年轻律师和交易员，我开始理解为什么许多人在离开校园后困惑。世界似乎过于浩瀚。我许多理智的同龄人不是与宇宙无情的冷漠进行抗争，而是退居幕后，照料他们的小花园。一个人智商越高，他对自由市场政治的悲观情绪越浓——资本主义并不怎么受普罗大众欢迎。在最聪明的保守主义者看来，悲观主义往往催生英雄般的豪饮；最聪明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相比之下，对实在法有更少的纠结，他们不仅借酒消愁，还超越酒精之上。
快进到2009年，自由主义政治的前景不容乐观。最明显的是，由于债务和杠杆过多导致的金融危机，政府却对各种道德风险投保——我们都知道对于危机的应对要包括更多的债务和杠杆，包括更多的政府干预。那些主张自由市场的人在政治风暴中无力的徒劳抗争。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粉碎了任何有政治头脑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们仅存的希望。对于我们这些在2009年还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我们的教育最终认识到，对政治体制更为广泛的教育注定徒劳无功。
事实上，更为悲观的是，这种趋势长期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回到金融领域，美国历史上上一次没有导致大规模的政府干预的经济萧条是1920-1921年的崩溃。它虽剧烈但短暂，并带来了熊彼特说的“创造性破坏”，是可能带来真正的繁荣爆发性增长的破坏。接下来的十年——咆哮上升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如此强劲的，以至于历史学家们忘记了这场萧条发生的原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人们可以真正对政治保持乐观的十年。自从1920年以来，福利受益人的大幅增长和女性选举权的扩展——从这两个群体获得选票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是出了名的难事——已经让“资本主义民主”成为了一个矛盾的说法。
面对上述事实，一个人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政治世界，他将要感到绝望。我没有绝望是因为我不再相信政治涵盖了我们世界任何可能的未来。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们伟大的任务是找到一个逃避任何形式政治的出路——从极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灾难，再到愚民主导下的所谓“社会民主”。
关键问题演变成了方法的问题，即如何挣脱政治束缚而不是通过政治实现。由于世界没有真正自由的地方，我推测，逃离的方式涉及某种新的包括迄今为止未经尝试的路径，可以引领我们到某些未经发现的土地；出于这种原因，我把我的努力聚焦在也许可以创造自由新栖身所的新科技上面去。让我简要谈谈三个这样的科技前沿：
1.网络空间。作为一名企业家和投资者，我把精力聚焦在互联网上。在九十年代后期，PayPal的创始愿景集中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性货币，免于任何政府的控制和稀释——可以说是货币主权的终结。在二十一世纪，像Facebook这样的企业构建了容纳新形式异见和形成不受历史民族国家束缚的社区的空间。通过创立一家新的互联网企业，一个企业家也许可以创造一个新世界。互联网的希望在于新世界可以对现存社会和政治秩序影响和施加改变。互联网的局限性在于这些新世界是虚拟的，任何挣脱可能更多是虚构而非实际存在。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许多年内都不会得到解决，核心在于关于互联网的哪种说法是真实的。
2.外太空。因为外太空广阔无垠，拥有无限的边界，同时它们也代表着对于挣脱世界政治的无限可能。但这一最终边界仍有准入门槛：火箭技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只有微小的改进，因此外太空仍然遥不可及。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对太空领域进行商业化，但我们也必须对所涉及的时间尺度心存敬畏。海因莱茵式的自由主义未来在科幻小说中也要等到21世纪下半叶才出现。
3.海上家园。在网络空间和外太空之间，还保有着定居海洋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人们是否愿意在那里生活（答案是：足够愿意）对于海上家园所需科技是否将要出现的问题来说是次要的。从我的角度出发，所需科技比起互联网是更加踌躇不前，但相比星际旅行是更加现实。我们也许已经达到商业上可行的阶段，或者很快将要可行的阶段。这是一个现实具有可行性的冒险，因此我热烈支持这个倡议。
科技的未来不是前置确定的，我们必须抵制技术乌托邦的诱惑——这种观念认为科技有自己的动力和意志，它将要保证一个更加自由的未来，因此我们可以忽略我们所处世界上政治的可怕弧形走向。
一个更好的比喻是，我们正处于政治和科技的死亡竞赛中。未来更好更坏皆有可能，但未来的问题仍旧悬而未决。我们不知道这场竞赛双方距离多么相近，但我认为甚至到最后一刻可能相当难分伯仲。不像政治世界，科技世界中个人的选择也许相当至关重要。世界的命运或许取决于某个个人的努力，这个人可能建构或传播了让世界安于资本主义自由存续的机制。
因此，我们所有人必须祝福Patri Friedman在他非凡的实验中取得卓越的成绩。
( 这里的“实验”并非传统科学实验，而是指Patri Friedman推动的社会创新实践，涉及政治、经济或技术领域的突破性尝试。例如，他提出的“海上家园”概念，即在公海建立自治社区，探索新型社会治理模式。)